本文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先进能源科技专辑”，由国家能源局向本网供稿。请广大网民参考。

译者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于3月8日在网络版发表了斯坦福大学卡内基研究院Steven Davis和Ken Caldeira撰写的《基于消费的CO₂排放计算》一文，引起了广泛影响，本刊翻译了《纽约时报》3月9日对这项研究的报道。

中国总是被指为气候变化中的“坏份子”。许多参加去年哥本哈根峰会的人员——特别是美国代表团人员——认为中国是峰会几近崩溃的主要原因。中国外交官员强硬抵制任何形式的排放监管，尽管他们是世界头号碳排放国，且未来将比任何国家都要排放得多。在华盛顿，碳总量和交易制度的反对者也将矛头指向中国，说中国自己都不制定自己的总量，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3月8日刊载的一项研究显示碳平衡并不如我们原来想的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卡内基研究院的科学家通过分析碳排放和贸易模式发现，在发达国家，三分之一以上与商品和服务消费相关的CO₂排放实际上是在他们的国境外排放的。富裕国家实质上是通过商品和服务进口这样的全球贸易将他们的碳排放“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在扩大如中国这样的出口国碳足迹的同时减少了自己的碳足迹。

论文第一作者、卡内基研究院生态学家Steven Davis说：“让人惊讶的是由美国和中国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Davis和他的合著者Ken Caldeira估计全球CO₂的23%（约62亿公吨）进入了国际贸易，通常是从碳密集型国家如中国向碳强度相对较低的西方国家流动。在一些富裕国家，如法国、瑞典和英国，30%以上基于消费的排放可以追溯到原产地国家，如果这部分排放量放到平衡表的另一端，则将给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均CO₂排放增加4吨以上。

伴随全球贸易的CO₂净流动图

美国的影响没那么大，因为其出口量大于西欧，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的碳强度更高，但这造成了差异。进口占美国碳排放的10.8%，足以增加人均CO₂排放2.4吨。中国当然就落到了对立阵营：中国碳排放量的22.5%实际上出口到了其他国家，使其人均碳足迹从3.9吨降低到3吨。

像共和党参议员James Inhofe这样的气候变化批评者可能与中国作对，但PNAS的论文显示北京也许在碳排放量上居世界首位，但这些排放大部分是归于这样的事实，中国消耗能源来为发达国家生产服装、汽车和玩具。这篇论文还表明人均碳足迹为美国一半以下的欧洲实质上是通过将碳排放“外包”而进口了一部分它所谓的“绿色美德”。Davis说：“这确实减少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些差距。”

不过这篇论文的实际影响可能牵涉到国际气候政策。联合国的体系是围绕着各个国家减少碳排放的想法上建立的。但是哪个国家应对全球贸易中的碳排放负责？买家还是卖家？这项研究表明碳泄漏——排放从相对绿色的国家如法国或德国向碳强度较高的国家如俄罗斯或中国转移——已经产生。问题是泄漏是否会加快，例如发达国家规定了严格的碳总量并将碳密集型工业驱逐出去，且如总量与贸易制度反对者所声称的那样，进入那些未设定总量的发展中国家；抑或有没有发生已经发生的这样的泄漏？如果工业界没有已因为高劳动力成本和其他不利因素而从发达国家外包，那么碳总量制度并没有什么意义。

非常清楚的是因未采取碳监管措施而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所有责难而言，气候变化仍然主要是富裕国家的责任。我们排放了现在正暖化地球的大部分人为造成的CO₂，即使今天，由于贸易，我们仍应对新增加的碳排放量负责。如Davis和Caldeira在论文中所写的那样：“碳排放中基于消费的部分为道德观点提供了基础，即大部分发达国家由于是排放的主要受益者并有更强的支付能力，应当领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这是不容置疑的。

评注：我们认为，从消耗含碳能源出口产品到他国的角度看，我们排放的CO₂的确可归因于他国，但单纯强调这点对我们并非有益，因为我国出口型经济格局并不会很快改变，我们仍希望他国多进口，希望短期内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出口换取自主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升级、建设和谐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因此，“碳外包”的论点尽管区分了责任，但更多地是需要我们注意：在虚拟经济破产后，美国正为重拾实体经济做舆论准备。这与美国将制造业重新放在首位、压迫人民币升值、挤压丰田汽车等一系列举动均可谓合拍。（季路成、张军）（张 军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