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管县”走到了尽头——经济学者梁启东访谈

    中共辽宁省委决定，改革县域经济管理体制，对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的县(市)，赋予其省辖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一重大决定将对辽宁经济有何深远意义，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多年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辽宁著名经济学者，辽宁省省情研究所所长梁启东。

　　“省管县”是重要创新

    记者：中共辽宁省委为何决定实行“省管县”，“省管县”是否仅仅是地方财政分配体系的改变？

    梁启东：实行“省管县”实质上是对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后，一方面由于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增加，可以使县里集中更多的财力来发展县域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减少了市级管理层次，可以大大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从而减轻农民负担。如果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农民收入上不去，城市经济也就会受到拖累，诸多社会矛盾就无法解决，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也就无从谈起。目前，辽宁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从1996年的1.96:1扩大到2002年的2.37:1，这充分说明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迫切性。省委决定实行“省管县”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创新，它来自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具体点说就是浙江经验。

    “神话”源于“省管县”

    记者：浙江经济发展有什么经验，它与“省管县”有何联系？

    梁启东：浙江经济就是“老板经济”。千百万农民闯市场，办企业，不但造就了名震天下的“浙商”，也使浙江县域经济率先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浙江省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已经连续19年高居全国各省区榜首。

    研究地域经济发展的专家们普遍认为，浙江省县域经济全面发展，与体制不无关系。浙江省虽然在名义上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但除宁波市外，浙江省其他县(市)的财政和党政一把手却直接由省管理，是实际上的“省管县”体制。由于避免了市对县的财政截留，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非常明显。到2002年底，浙江全省财政总收入上亿元的县(县级市)达到57个，其中上10亿元的县(县级市)有16个。浙江省8000多亿元GDP中，县域经济占80%，2003全国百强县中，浙江有26个入围。

    利于发展民营经济

    记者：实行“省管县”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它能带来哪些机遇，城市经济是否会受到较大影响？

    梁启东：从根本上讲，“省管县”最直接的受益者应该是广大农民。浙江经济的主体为民营经济。浙江的“领带之乡”、“摩托车之乡”等国内外著名的产业聚集地，给当地农民创造了上千万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浙江经济的发展给民营企业带来了滚滚财源。发展县域经济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辽宁的民营经济将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从短期看，一些城市财政收入可能因“省管县”而受到一些影响，但从长远看应该不会。再说，“市管县”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经济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牺牲，现在城市经济也应该回报农村经济。

　　“市管县”走到尽头

    记者：“市管县”有何弊端，为何称其已经走到尽头？

    梁启东：现行的“市管县”体制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有着明显倾向性，它主要是为市里服务的，县(市)成为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侵占县及农村地区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市的市政府为了在短短任期内搞出政绩，往往集中县(市)财力建设地级市，从而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和乡镇，形成“市压县”、“市卡县”、“市吃县”、“市刮县”的局面。而县里在市里的行政压力下，又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广大农村。

    梁启东表示，“市管县”体制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不破除这种体制，县域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束缚，国内主流经济学界认为，“市管县”体制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未来的2到3年时间里，“省管县”模式将会在国内大面积推广。（高斌）